释法“防卫过当”，让公众感受司法正义

　　作者：空军军医大学法学副教授 刘婷婷

　　据报道，最高法近日发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其中提出，要在司法解释中大力弘扬正义、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道德要求，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尽管根据最高法《工作规划》，其还将修订完善有关名誉权、荣誉权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产权司法保护制度等，但围绕“防卫过当”制定司法解释，无疑是最受公众关注的内容。从之前发生的于欢案，到近期发生的“昆山反杀案”，这些与正当防卫关联的案件，无不牵动着公众的视线，不知不觉中，每个人都将自己代入情景：如果身处这样的绝境、险境，该如何保护人身财产安全，又能否得到法律庇护？

　　令人遗憾的是，从现行法律看，正当防卫虽经修法完善，但“门槛”依然过高。根据刑法第20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从上述法条可以归纳出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对象条件、限度条件。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鲜有案例能够满足全部要件。

　　在于欢案中，于欢拿起水果刀刺向非法拘禁、肆意凌辱他和母亲的逼债人，造成对方死伤，一审以故意伤害被判无期徒刑，二审虽然认定防卫过当，依旧难免5年有期徒刑。再往前追溯，2009年发生的邓玉娇案，这位刚烈的宾馆服务员忍无可忍，刺死了要求“三陪”的镇政府人员，被判为防卫过当，只不过因其他事由，最后被免予刑事处罚。根据有关统计，在全国各级法院公示的正当防卫案件中调取了226份判决书，绝大部分被判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认定正当防卫的仅为6%。

　　所谓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自救的天然权利，是对抗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律武器。法律不是装点门面的花瓶，为了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正当防卫不仅要写入法条中，更要进入司法实践中。为什么正当防卫的法条僵化、司法拘谨？说到底，还是执法、司法理念出了问题，偏离了立法初衷。以案件后果分对错，对正义是非玩平衡，不仅捆缚了公民手脚，更纵容了不法行径，损害了司法权威，影响了见义勇为的社会风气。

　　破解之道，一是靠立法，二是靠解释。由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解释，秉持刑事立法精神，但更加具体、细化，解决了立法过于抽象的不足。司法解释是各级司法机关办案的依据，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具体到正当防卫制度上，出台司法解释是更理性，也更科学的办法。最高法就“防卫过当”制定认定标准、处罚原则，明确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在“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的指导思想下，正当防卫司法实践过于拘禁、公民动辄得咎的现状，将有望得到真正的扭转。

　　法律正义在哪里？在每一部法律法规中，也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统一裁判标准和裁判尺度，在个案中坚守法治，在个案中弥合裂痕，人民群众将会感受更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