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维度看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嬗变

2020年03月06日 16:15   来源:学习时报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在震撼着中国的同时,也给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带来剧烈的冲击。面对新的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开始发生嬗变,逐渐走上了近代化之路。这种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嬗变可以从“安全与发展”“陆地与海洋”“国家与世界”“目标、能力与手段”等四个方面得以体现。

  安全与发展

  从“安全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近代的有识之士们开始注意到发展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逐步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深刻教训。与此同时,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对发展的认识也逐渐超越了传统“以农为本”思想的局囿,开始注意吸收西方商业文明的成功经验。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中,商业与贸易的兴起往往被认为是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严重危害。而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损害则被看成是对“国本”的动摇,进而可能会危及国家与政权的安全。因此,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往往都采取“重农抑商”的国家安全政策,并通过“闭关锁国”和“迁界禁海”等手段来抑制海外贸易的兴起,以此来保证农业生产规模与粮食产量的稳定。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近代的战略思想家开始“开眼看世界”,并逐渐意识到,单纯的“足兵足食”已无法满足近代的国防需求,必须要大力发展商业和贸易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曾尖锐地指出:“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以商业与贸易为主题的发展观念开始逐渐渗透进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之中,并促使其发生嬗变。以此观之,清末洋务派以“求富”为旗号兴办轮船、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的行动则可被看作是一种对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中“以发展求安全”理念的实践。

  陆地与海洋

  从“陆地与海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对“海防”重要性的认识比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古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大多比较重视国家的陆上防御,而对海上防御的重要性往往缺乏清晰的认识。

  彼时,海上防御只被看作是陆上防御的有限补充,其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确保国家沿海地区陆上疆土的安全,因此也多采取一些消极防御的措施,比如迁界禁海。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多次从海上攻破中国的门户,对中国的海上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给清政府传统的“重陆轻海”的国防理念带来巨大的冲击。由此,清朝统治者中的部分开明官员日渐注意到消极海上防御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纷纷要求变革国防观念并加强海上防御。

  1866年,左宗棠在呈递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指出:“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这一奏疏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明确地指出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海上安全威胁。

  1874年,李鸿章呈上《筹议海防折》,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筹议海防折》建议从国家总体层面加强海上防御并筹建近代化海军,是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嬗变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当其时,中国的西北边疆正面临着阿古柏“政权”及其背后列强势力的严重威胁,而清朝的东南海疆亦存在着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从海上侵入的潜在危险。就陆上防御与海上防御孰轻孰重,清朝统治者内部开启了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辩。围绕上述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各陈利害,辩论的难解难分。最终,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提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为“海防”与“塞防”之辩画上了句号。清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确立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家安全战略。近代中国陆地与海洋并重的安全战略布局也初露端倪。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折中方案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资源匮乏的问题,甚至间接导致了后来甲午战争中塞防与海防皆失的尴尬局面。另外,与西方国家海洋强国的战略思想相比,中国近代统治阶层在思想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没有能够意识到真正有效的海上防御战略是通过向海洋求富强来实现的,这也是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嬗变过程中的一大缺憾。

  国家与世界

  从“国家与世界”的角度来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轰开了清朝闭锁的国门,也震碎了清朝统治者一直以来所拥有的“天朝上国”的虚幻优越感。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们都秉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长期对所谓“化外蛮夷之邦”保持着心理上的优越感,梦想着构建一个“万国来朝”的理想局面。在这种心态下,中原王朝在对外交往上往往持有消极被动的态度,对了解“藩邦”的“风土人情”则更为不屑一顾。

  然而,鸦片战争以来数次对外战争的失利慢慢销蚀了这种虚幻的优越感,国人逐渐对本国的基本国情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日渐意识到这种与传统秩序观截然迥异的世界格局和“天下大势”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近代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官员们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张欲救亡图存必须先了解西方,甚至是学习西方。

  张之洞曾在奏折中称:“窃臣前因海氛粗定,愤兵事之不振,由锢习之太深,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李鸿章更是指出:“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於孤注之掷,岂非祖国事如儿戏耶!……《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於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

  这些思想与呼声都促使着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新审视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开始发生某种嬗变。自此,中国逐渐走出了闭关锁国的政策的局囿,开始谋求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与世界进行正常的交往和互动。对此,孙中山先生曾精辟地评论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目标、能力与手段

  最后,从“目标、能力与手段”的角度来看,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便是逐渐认识到战略能力综合化和战略手段多样化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在进行战略谋划时更倾向于遵循“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原则,认为只要正心术、走正道(拥有一个良好的目标和愿景)就会自然而然地取得成功,从而忽视了能力和手段的重要性。另外,在传统狭隘“重农”思想的影响之下,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长期将商业和技术视为“末业”和“末技”,甚至因此促成了“士农工商”这种严格的社会等级分层。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对这种传统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仅有良好的战略目标和愿景并不能真正有效确保国家的安全,还必须拥有贯彻执行战略目标的能力和手段(在当时主要是指经济实力和军事工业技术)。

  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郑观应则强调以商立国的重要性,称:“可知预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刘铭传上奏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这些都标志着近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开始走出了“重本抑末”和“敏于筹划而穷于手段”的误区,开始将商务、工业和科技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

[责任编辑:罗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