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汉文书迹见证国家统一历程

尼雅墓地出土汉子孙富贵锦 图片由作者提供

新和县乌什喀特古城出土“汉归义羌长”印 图片由作者提供

巴里坤出土汉任尚碑 图片由作者提供

尼雅遗址出土汉《苍颉篇》简 图片由作者提供

　　陈凌

　　近代以来，新疆发现大量汉字书写的汉唐时代碑刻和简牍纸本文书。这些资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学术和艺术价值高，对于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价值，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新疆汉文书迹见证国家统一历程

　　新疆发现的汉唐时代汉文书迹大致可分为简牍、纸本文书（包括世俗文书和佛经写本）和碑石铭刻（包括壁画题记）三大类。

　　早在清代，学者们就已经注意到新疆的汉文碑刻，在《西域图志》、徐松《西域水道记》、王树枏《新疆访古录》《新疆图志》等著作中都有所记述。这些遗迹有一部分保留至今，很多则已遗失或毁坏了。

　　20世纪初，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曼那海姆、大谷光瑞等外国探险者，在楼兰、尼雅、吐鲁番、库车（包括今库车、新和）等地发现、收购了大批汉文简牍和纸本文书。大谷探险队发现的文书，包括著名的《李柏文书》和最早的纪年佛经写本《诸佛要集经》。

　　1927年,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北岸的土垠遗址发现71枚西汉宣帝至成帝时期的汉简，其中，“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简”是目前新疆出土纪年最早的一件。黄文弼还在乌什喀特古城、通古斯巴什古城（均在今新和县）、吐鲁番交河故城、哈拉和卓墓地等处发现一批汉文文书、印章和墓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学者在新疆还陆续发现过不少简纸文书，尤其以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数量最多。吐鲁番出土文书主要集中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哈拉和卓墓地和吐峪沟石窟三处。1959—1975年，考古工作者对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处墓地进行了13次发掘，清理晋唐时代墓葬400余座，出土汉文文书近千件。2010年以来，吐鲁番研究院、北京大学等单位在吐峪沟石窟考古发掘，先后出土文书残片近万件，其中汉文占绝大多数。在楼兰、尼雅等处也有零星文书发现，但已是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的劫后之余了。

　　新疆出土的汉文刻石碑铭大体包括纪功刻石、造寺造像记和墓志墓表。

　　在重大的军事行动胜利后刻石纪功，在中国古代有悠久的传统。新疆已知的汉唐纪功刻石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件：《任尚碑》《裴岑纪功碑》《沙南侯获刻石》《刘平国治关亭颂》《姜行本纪功碑》等。

　　《任尚碑》刻于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是新疆现存最早的汉碑。永元时期，汉王朝大破匈奴，任尚曾参与军事行动。《任尚碑》就是为这次事件而刊刻的。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戊己校尉任尚接替班超为西域都护。《刘平国治关亭颂》记述了东汉时期凿建关亭史实，是见证汉代治理新疆，保障地区安全的珍贵资料，也可以归入纪功刻石类。元代以来还记载新疆另一些汉唐碑刻，如《汉张博望侯残碑》《碑岭汉碑》《李陵题字》《唐两截碑》《瀚海碑》《轮台唐碑》（指唐代轮台，在今乌鲁木齐北一带）《唐金满县残碑》《龙兴寺碑》等。清王朝统一新疆也有几方纪功碑，其中最著名的是《格登碑》。

　　上述这些纪功碑刻，见证了历史上国家统一的历程，有力地说明了“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史实。

　　造寺造像记是建造佛教寺院、敬造佛像功德的碑记，较重要的有《北魏折冲将军薪兴令造寺碑》《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等。《西域水道记》记载吉木萨尔破城子有唐造像碣，高昌故城曾出土北凉佛塔等，也可归入此类。

　　众所周知，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形成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新疆的佛教造寺造像碑与历史上盛行佛教有关。

　　佛教在两汉之际（公元1世纪初）传入中原。东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故事，被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由于缺乏文献记载，佛教在新疆最初传播的时间目前还不清楚。新疆是佛教传到中原的必经之地，因此有理由推测佛教在新疆开始传播的时间要比中原略早。

　　佛教向中原地区传播的过程中，新疆起了重要作用。不仅众多高僧大德经由新疆，或者就是从新疆到中原弘扬佛法，大量的佛经也是经由新疆传译到中原地区的。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从南亚、中亚等地传入新疆后，已经有所改变以适应当地情况。因此，可以说新疆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站。另外，新疆还是汉化佛教向中亚地区传播的中转站。

　　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在中原地区发展起造寺造像立碑刻石的传统。新疆的造寺造像刻石正是汉化佛教的产物。新疆还有一些回鹘文、蒙文的造寺造像刻石，同样也是在汉化佛教影响下产生的。

　　中原地区在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随葬墓志的传统。新疆出土的墓志墓表，形制和内容上都明显受到中原、河西地区的影响，所以墓葬的形制也同样如此。这充分反映出新疆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以及文化同步性的进一步增强。

　　汉文书与汉文化的传播影响深远

　　新疆发现的各种语言的古代文书中，汉文文书的年代无疑是最早的。换而言之，汉文是目前所知新疆地区最早所使用的文字。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

　　汉文字在新疆地区推行，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新疆自汉代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国家领土范围内实行有效治理，设官立制，推行统一文字，采用统一的官方语言是历史的必然。二是，边疆民族地区使用汉字，根本在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楼兰、尼雅、和田、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汉晋时代纺织品，特别是贵族的服饰，经常绣有汉文“富贵永昌”等吉语。这一现象有力地表明了古代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自觉的、深层次的认同。

　　汉文化、汉文字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的传播，始于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汉文字成为西域地区的官方文字，则是始于汉王朝在西域地区建立有效的国家管理体系。

　　汉武帝时期，国家在经济、社会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有力量着手解决匈奴问题。汉武帝招募使者联络西迁的大月氏，共同打击匈奴。张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应募出使。张骞出使促进了西域与汉王朝的联系，正式开辟了丝绸之路，是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经过一系列重大战役，汉王朝基本解除了匈奴的威胁，开始在西域地区建立保障和管理体系。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到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的二十年时间里，汉王朝所设置的亭障系统就从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经酒泉、敦煌、玉门，向西延伸到了罗布泊一带。使者校尉是汉朝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的开始，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始在西域地区行使国家管理职能。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并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汉朝在以西域都护府为中心，配置了相应的管理体系，辅之以城镇、关垒戍堡、烽燧亭障、屯田等一系列措施。这些举措的实行，使天山南北地区与内地连为一体，他们在发挥政治、军事功能的同时，也是先进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传播站。汉朝的这一套管理体系，维护了西域地区的稳定，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保障了丝绸之路的通畅。这些措施影响深远，后世大多沿袭汉代的做法。

　　新疆出土的汉唐时代汉文文书大致可以分为官文书、私文书、典籍诗文和佛经四大类。汉文是国家的统一官方语言文字，新疆出土的官文书使用汉字，遵行制度格式，这是国家政令得以贯彻执行的体现。私文书包括书信、契约、习字，以及随葬衣物疏等，涉及的面比较广，内容比较琐碎，却最能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如书信的用语与中原地区并没有太大区别，墓中随葬衣物疏的做法和中原相似，习字的内容与中原地区启蒙教育大致同步，都说明了汉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典籍诗文包括儒家经典、史籍和诗赋文章等等。儒家经典的五经，除《周易》尚未发现外，其他如《诗经》《尚书》《春秋》《礼记》的写本在新疆都有发现。其他如《孝经》《论语》等也有写本出土。《三国志》《晋阳秋》《大唐西域记》等重要史籍在成书不久就传抄到新疆。驻守新疆官吏所作诗文、中原文士的诗文也有发现。元杂剧西厢记》抄本的出土，说明中原流行的戏剧广受新各族群众喜爱。佛经是新疆出土汉文文书里数量比较多的一类。这些佛经写本的题记提供了新疆佛教许多重要的信息。根据佛经供养者和抄经人的情况看，有三点是明确的：第一是佛教信仰的普遍性，佛教信众包括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人，佛教信仰占主要地位；第二，汉族、少数民族僧人同处是常态；第三，与中原一样，新疆有不少专门从事抄经的汉族经生，说明汉化佛教在新疆地区有强大影响。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汉式文书制度的传播。众所周知，世界上的不同文化，文字书写方式往往不同，简牍是中国特有的文书样式。新疆出土佉卢文等民族文字资料，也采用中原特有的封检形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更表明当时新疆各民族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浓缩展现历史的轨迹和辉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材料出土数量之巨，影响之大，古罕其匹。殷墟甲骨、西北简牍、敦煌文书、黑水城文书以及内阁旧档是最有价值的几宗，而涉及的民族之多，语言文字之复杂，尤当首推西北简牍文书。

　　新疆出土的简纸文书，所涉及方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扩充和丰富了人们对古代西域地区历史文化的认识。比如屯戍文书，可知汉晋西域屯田水利的情况；籍账文书，可知均田制在新疆的实行状况；蒙学读物，可知汉唐时代新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教育保持基本同步；宗教文书则反映出古代新疆多元宗教流布和共存的情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汉字的演化，特别是隶草的变迁、正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史的重要环节。西北汉晋时代简纸文书让人们可以将中古时代中国文字演变过程有序地勾勒出来。排比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结合内地的碑刻文字，则隶、草、行书之间的变化犹如草蛇灰线，轨迹丝丝可循。以汉晋简纸和出土写经残卷相排比，由隶而楷的变化过程也是斑斑可考。

　　西北简纸出土以前，魏晋书迹存世的实际只有陆机（公元261年—公元303年）《平复帖》九行八十四字而已。至于王羲之一门书翰，全是唐人的摹本，虽然勾摹精湛，但神采气息无疑要逊于原作，后人难于从中推求原初的笔墨情致。楼兰出土的汉文简纸，纪年最早的是曹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年代比《平复帖》还早数十年！

　　西北简纸多出自普通书吏或经生写手，但往往精妙可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普通人物所写的字迹与传世经典刻帖、摹本有很多相近之处。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全国有统一的习字范本，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不同地区的艺术审美取向是基本一致的。

　　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中国文化长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不争的事实。学习先进文化，取长补短，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通则。汉文化的传播对于推动古代东亚地区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历史上才形成了以汉字书写、儒家思想、律令体系、佛教信仰为主要内涵的“东亚文化圈”。

　　新疆出土的汉文书迹浓缩展现了历史的轨迹和辉煌。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还以物质的、精神的许多形式积淀下来，形成强大的内在深沉而厚重的寄托，历久而弥坚，也历久而弥新。这也是经过了无数的风雨洗礼后，中华文化越发蓬勃向上，中华民族共同体越发凝聚一心的根本原因。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