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我们一家的大学情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乌鲁木齐县芦草沟乡能有孩子坚持把初中上下来，就实属不易了，能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的，则是凤毛麟角。

　　父母从小就给我们灌输知识改变命运的思想，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把我们一个个送去学校读书。用父亲的话说，知识是路标，文化是拐杖，一个让你看清方向，一个支撑你走向未来。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上高中时，有一天父亲把他非常喜爱的一个大黄帆布挎包送给我，挎包正面装课本和学习用具，背面夹袋里还能装半块馕。村里人见我挎着这样一个神气的挎包，背地里就叫我“大学生”，让我好不得意。父亲的用意，父老乡亲的美好期许，后来还真的应验了，不但我破天荒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包括后来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都跨进了大学校门，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的一儿一女都上了研究生。家里四口人一生和八所大学结缘，其中一所在新疆，七所在内地。

　　我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从原乌鲁木齐县东山公社中学，考入山东曲阜师范学院的。一个新疆山村的少数民族放羊娃，18岁第一次出远门，就去孔子故里上大学，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不但父母高兴，全村人都觉得脸上有光，说我是山村飞出的金凤凰，给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像做梦似的，我对大学里的一切都感到无比新鲜、好奇。宽敞明亮的教室、座无虚席的阅览室、汗牛充栋的图书馆、气氛活跃的运动场，尤其是那些满腹经纶的教授和才华横溢的老师们，板书行云流水，开口妙语连珠，让我这个孤陋寡闻的边疆学子，真正感受到了大学里浓厚的学习氛围、美好的同学情谊，从而立志刻苦钻研，发奋学习，以优异成绩回报祖国的培养。

　　1993年，我有了第二次去内地深造的机会，那时我已是乌鲁木齐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奉命到天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学习经济管理。虽说只有短短一个学期，却让我受益匪浅。在那里我不仅学到了新知识，思想得到了启发，还参观了当时著名的“天拖”（原天津拖拉机厂）大车间、“夏利”生产线，还有河北白沟全国最大的箱包批发市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

　　就在这一年，妻子也考上了新疆财经学院（现新疆财经大学），成为两年全日制脱产大专生，一边要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一边要早出晚归完成学业。那时从我家到学校差不多要穿越大半个城区，一趟车无法直接到达，加之冬季天寒地冻，真不知妻子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另外，那时原已习惯了上班和相夫教子的妻子，突然间要和一帮小她许多的学弟学妹们坐在一起上课，回家还要辅导两个孩子的学习，可谓“身兼数职”，她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也让一对孩子健康成长，现在想想都佩服她。

　　到了2002年9月，我迎来第三次学习机会，竟然是在无数学子向往的清华大学读“MBA”（全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级研修班”），为期3个月，除了星期日，其余时间全有课。这期间我最喜欢的是学术讲座，有关经济学的、历史文化的、人文地理的，让我听得入迷，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心里则一直反复琢磨，觉得国家干部就应该多一些杂学知识，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多面手，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实际上这一年我到清华大学学习，同时兼有给两个将要考大学的孩子“探路”的意图。天遂人愿，2003年儿子参加高考，考上了我们一家心仪已久的中央民族大学，那是我考大学时所报的第一志愿，没想到儿子实现了我的这个愿望。

　　2004年，女儿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两个孩子都在首都北京上大学，而且都在中关村一条街上，不但可以相互照应，还能在学习上相互促进。大学期间，两个孩子都是英语四六级一次过关，同样也都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儿子是在本校中央民族大学，女儿志向更高，考上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研究生。

　　说真的，当时女儿要考北大研究生，我们都替她捏把汗，一是北大名气太大，分数太高，一般人不要说考，想都不敢想；二是名额也太少，还要面向全国，没有百分之百把握，根本不要指望。2010年8月，女儿收到了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她给家里寄来一张站在未名湖畔博雅塔边戴着“北京大学”校徽的彩照，我和妻子欢欣鼓舞，激动不已。

　　一家四口人，有幸到八所大学深造，不是我们多有能耐，而是恰逢其时赶上了好时代。我当年上大学，国家给予分数照顾不说，还有伙食补贴等诸多优惠政策，上学不用愁。到了儿女这一代，享受的则是国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政策。所以说，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是我们一生最坚定的决心。祝福祖国，礼赞新时代，是我们发自肺腑的声音！

　　作者：艾贝保 · 热合曼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乌鲁木齐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