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从书信到微信

　　上世纪80年代，我的父母与老家河南林县亲人唯一的联系方式是写信，每隔两三个月就会有书信往来。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7年2月，我家刚搬到昌吉市那天，父亲就给老家的亲人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告诉家里人他已转业安置到昌吉，并告知新的联系地址。父亲让我到邮局寄信。我赶到昌吉回族自治州邮政局封好信封、贴上邮票后郑重地投入绿色邮筒。然后，家人每日都期盼着来自远方的回信。当我收到爷爷的回信，看完内容后，又仔细看了看邮戳日期，掐指一算，从河南林县到新疆昌吉，一封信需要走12天。那时，我真切体会到杜甫“家书抵万金”所传达出的迫切情感。这是通讯不发达年代里我对乡愁的记忆。

　　1994年3月，父亲从昌吉调到阿勒泰工作，家里需要装一部座机电话。我到邮电局先交了5000元初装费拿到一个号码，但什么时候装就难说了，需要排队等候。直到过了一个月，才有施工人员来我家拉线，安装电话。电话装好后，父母给老家亲人写了信，告诉他们今后有事可以直接打电话，不用再写信了。1994年12月，我参军到部队，突然有一天在部队传达室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听见父亲的声音，竟然有些小激动。父亲说家里一切都好，叫我在部队好好干，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1年4月15日，我考入昌吉路政大队工作，看到同事以及周围的人，腰里别着BP机（传呼机）好不神气。为了方便，我也买了一台传呼机，当时BP机分为数字显示和汉字显示两种，虽然汉字显示比数字显示高一个档次，但每条信息也就十来个字，通常是告诉你需要回复的电话号码，或迅速赶至什么地方。有时半夜三更收到传呼，就得赶紧跑到公路边用投币电话或者磁卡电话回话，现在想想真够折腾的。后来，我还用了一段时间的“小灵通”，因为通话质量很不稳定，被当时的人们笑称为“固定电话与对讲机结婚生下的儿子”，是手机真正普及前的特殊产物。

　　2007年3月25日，我通过竞争上岗，到昌吉公路管理局机关工作。我购买的第一部手机，是一个银白色摩托罗拉翻盖手机，屏幕是绿色的，打开界面变黄，带一个座充。功能只有打电话和发短信，即使这样，我对它也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感觉好极了！有时半夜醒来还要看看是否收到了短信，那时候短信是按条收费有字数限制，超过了字数会自动将你编辑的一条短信内容分成多条发送，所以编辑一条言简意赅的短信也是对文字表达的基础训练。那时候的手机实行双向收费，即使接听电话也要付费，所以发短信更划算一些。

　　2011年3月20日，我到昌吉路政海事局工作，首次接触到智能手机。从笨重的“大哥大”，到小巧玲珑的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再到现在国产的华为、小米等手机，越来越多的品牌和机型，越来越全面丰富的功能，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往往有时你用的手机就暴露了你的年龄和知识结构。

　　2019年1月，我购买了一台小米8手机，下载了微信、QQ等软件，赶上了使用智能手机的“末班车”。学习接收邮件、发送图片、抢红包、购物、娱乐、转账、支付等多项功能，使用最多的在线聊天和视频聊天功能是我过去想象不到的。

　　我感叹，从最初的书信传情，到现在的视频聊天，让“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从最初拨通固定电话后的激动，到如今智能手机走进寻常百姓家，通讯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从书信到微信，记录着一个时代通讯方式的变迁，承载着一个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变化。如今的中国，已经迈入了令人振奋的新时代，对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来说，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才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峥嵘岁月的最好致敬！

　　作者：宋文蛟

　　（作者系新疆昌吉路政海事局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