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爸爸的诗和远方

　　爸爸住进城里，任务是接送外孙上下学。

　　学校每天18时10分放学，爸爸17时30分就守在校门口，不管晴天阴天，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初来乍到，和其他接孩子的家长都不认识，想和人家搭讪，又怕自己笨嘴拙舌说不清话，只好站在那儿听别人聊天。那些人说的事，有些他能听懂，有的就不是很明白。譬如一些年轻的家长见面就常讨论“苹果”“华为”哪个更好，哪个功能齐备，等等，弄得他云里雾里的，只好站到离他们远一些的地方候着。

　　时间长了，他发现几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也是从乡下来的人，就凑到那几个人不远处听。那几个人开口就说今年种油菜，乡里有补贴，一亩给300元；现在的天气预报真准呀，土豆幸亏埋在土里没挖，这次下雪降霜没冻着……这些爸爸爱听。

　　接送孙子的活儿比起种庄稼养牛羊要轻松得多，可他还是想他的庄稼。他觉得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种苞米、刨土豆洒脱，每天摸摸羊羔身上的绒毛惬意。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木头桩子似的立在学校门口，实在浪费。

　　还有，女儿家的煤气灶，方便倒是真方便，就是不听话。明明女儿教会了他开关煤气，可是，女儿刚走，那煤气就变得古怪，右拧关不掉，左拧火焰更大，跳跃的火焰把爸爸烤得口干舌燥。他一生气找出家里最大的锅，添满水，把冰箱里所有的羊骨头煮了进去，这下就不用关火了，蓝色的小火苗被爸爸降伏了。那天家里肉香四溢，那一锅骨头让我们一连吃了好几顿，吃得他外孙见肉就捂住嘴巴。

　　外孙去了学校，爸爸百无聊赖，学女婿的样子开始拖地。拖地渐渐成了他最拿手的活儿，以至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家里的地板亮得都能照出人影来。日子一久，他常常坐在沙发上瞅着地面发呆，神情还有点沮丧。村里好歹还有个活动室，可以打打扑克，看年轻人跳跳舞，人也不寂寞。

　　爸爸放弃村里的活动室来到城里，心里多少有些不情愿。可话又说回来，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为了儿女，不为儿女还得为孙子考虑。一看墙上的表，17时了，他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身，快快穿了外套，急急忙忙地赶往学校门口，所有的纠结顷刻间烟消云散。

　　该给爸爸换件外套了，我强拉他去了商场。我挑了一件他嫌太薄，再挑一件他嫌颜色太淡。70多岁了，还像个娃娃。终于，他看上了一件，这件又薄，颜色还淡，可他中意。我说这件不太好看，他说这件胸前有个小口袋，有用。

　　回到家，爸爸高兴地换上外套，胸前口袋莫名其妙地多了一支笔。那支笔安静地卡在爸爸衣服口袋里，显得那么突兀和土气。“哈哈哈”，我忍不住笑出了声，“现在谁还往口袋里插笔呀。”爸爸有些不好意思，却没有取掉的意思，甚至还拿手按了按，好像害怕这支笔听见我的嘲笑会从口袋里落荒而逃。

　　爸爸是个本本分分的农民，因为有高小的文化程度和良好的家庭出身，上世纪60年代曾在县里文工队工作过一阵。20多岁的爸爸和他的伙伴们，梳着四六分的发型，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胸前口袋里插着不止一支笔，写写画画、唱唱跳跳，把欢乐和文化送到了公社、送到了草原，送到了每一个角落。那些时光，也许是爸爸最为荣耀的青春岁月吧。后来文工队解散，爸爸回到了农村，又因为曾经在文工队工作过，会写点字，就在队上干起了库房保管员的活儿。似乎爸爸的命运和识字有很大关系，别在胸前的笔成了他前半生的荣耀和勋章。

　　再后来，包产到户，大家都忙着挣钱，爸爸的笔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从此彻底失去了写字的机会。贴着土地劳作了大半辈子的爸爸，腰弯了，背驼了，手变糙了，却不甘心放弃那支笔。所以他总爱往口袋里插支笔，这支笔可以是钢笔，也可以是油笔，甚至是支铅笔。闲下来，他会找些纸来，把纸裁得方方正正，然后气定神闲、规规矩矩地在纸上写字，写来写去就只有几句：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大团结万岁！每个字，他都写得很慎重，从起笔到落笔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每次写到“毛”和“党”字的最后一笔，那个弯钩要特意往上钩一下。写完一句话，他会停下久久地端详，有时摇头，有时点头，有时咂咂嘴，接着继续神采飞扬地写下一句。爸爸就这样写啊写，写过了许多年，从我能识字开始，这些金句就一直陪伴我到现在。它们见证了爸爸全部的青春，已然刻在了他的心中。

　　一天下午，我去了文具店，买了一盒笔，有12支。当我把一摞纸和12支笔摆在爸爸面前时，他眼睛一亮，转头又呵呵一笑，嘴里念叨着：“现在眼睛不行了！”然后急切地把纸和笔抱进了他的卧室。果然，第二天，他和他的外孙就开始在纸上“耕耘”了，依然是那几句——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大团结万岁！

　　爸爸的笔，写出的正是他内心最诚挚的情感呢！

　　作者：付学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