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基层治理让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和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对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作出重要指示和明确要求，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这些重要论断把握时代特征，为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规划编制、体制创新、力量部署、资源保障划出了重点。“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新发展阶段，为迎接新机遇、回应新挑战，促进社会活力与社会秩序的统一，基层社会治理应处理好以下四层关系。

　　处理好基层党组织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将党的领导融入到多元治理主体中，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范围。在业委会、社会组织、物业服务企业等组织中加快完善布局，通过成立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等实现党组织全覆盖。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基层党建联动体系，深化拓展毗邻党建、楼宇党建等区域化党建工作，将互不隶属、层级不同、领域多元的基层党组织统领起来，以减少各个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的信息沟通难、事务协调难以及相互合作难等问题。同时，以提升优化服务供给为目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优势、资源统筹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强化党员来自群众、服务群众的宗旨理念，切实将抓党建、抓治理与抓服务统一起来。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和机制引领，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合力推进的良好工作格局。在协调多元利益诉求方面，发挥党委部门的整体工作优势，通过举行“议事协商会”“民情分析会”等健全完善多元协商民主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共同讨论事项、表达利益诉求、开展沟通协商，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

　　处理好传统治理方式与现代治理技术之间的关系。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是直接面对群众，事务琐碎复杂甚至艰巨繁重，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也是绝大多数矛盾纠纷的“集散地”。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必须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由碎片化向系统化转变、由经验化向科学化转变。与此同时，加强技术治理深度介入，打破信息壁垒、时空界线、条块分割、认知差异等多次元壁垒。长期以来，不同行业领域、不同系统层级之间普遍存在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导致公共事务推进困难、公共问题解决进程受阻。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科学的数据汇集机制、合理的权限配置方式以及法治化的保障程序，在综合治理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上下功夫。需要指出的，积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元素至关重要。比如一些地方探索打造“和顺茶馆”“家风馆”“乡贤评理堂”等基地载体，通过阵地建设、建章立制和氛围营造，把和文化、孝文化、乡贤文化等融入到基层治理过程中。在具体实施中，除传统的活动阵地和宣传形式外，还可借助移动互联网、掌上APP、微信小程序等技术力量和平台优势，进一步形成扩散效应，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理智慧和行动力量，广泛传递好声音、凝聚正能量、引领新风尚，在价值上和情感上塑造认同感。

　　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之间的关系。顶层设计是“自上而下”的设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基层创新就是立足于基层，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寻求一切能够贯彻好上级决策部署的办法。显然，正确认识和把握“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做到在战略决策上坚持顶层设计、统一领导，战术选择上鼓励基层创新、因地制宜，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须逐步实现由“碎片化”向“体系化”转变。针对跨部门协作难、跨层级衔接难、多主体协同难以及信息传递互通难等关键治理环节进行体制机制的再设计和再改革。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通过流程再造、关系重塑、资源整合等方式，从根本上释放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坚持完善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制度化渠道，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由点上“盆景”发展为面上“风景”。从各地治理实践来看，当前围绕以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共建共治促进服务提升等方面，已在全国各市区、镇街、村居等不同层面涌现出丰富的实践创新，应及时总结梳理，将具有可复制性、可操作性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化下来形成治理常态。同时将一批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经验、模式上升到制度设计层面，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广应用，推动建设更加成熟、定型、有效的社会治理机制。鼓励各地在摸清自身底数、盘活辖区资源、解决问题上发力，因地制宜创新特色治理实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强调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大任务和奋斗目标，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正是这一重要目标的理论课题和实践命题。市域层面既是国家大政方针落地实施的关键场域，又是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的重要“前线指挥部”，既是重大矛盾风险的聚集地，又是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的融合体，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及强大的统筹协调能力，也是重大矛盾风险的化解地。因此，要在市域范围内进行统筹谋划和实施基层社会治理，以城区为重点、覆盖农村、联动城乡，从理念、体系、能力等多个层面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期待。

　　处理好常态基层治理与突发危机治理之间的关系。聚焦关键治理领域，创新探索常态化基层治理。“十四五”时期，我国在城乡一体化治理、老龄化社会治理、互联网治理、老旧小区治理等领域将面临常态化长期性挑战。以老龄化社会治理为例，开展精准化养老服务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要在制定分区分级规划、落实标准化监管、培养专业化人才以及推进智慧养老等方面提前思考、提前谋划。总而言之，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关键治理领域关键治理环节，创新性运用综合治理方法，前瞻性开展常态化基层治理。树牢风险防范意识，将常态基层治理优势转化为突发危机治理效能。新发展阶段面临系统性、整体性重大风险的概率大大增加，特别是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形势更为严峻，对基层社会治理在快速反应、广泛动员、高效整合、有机协同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前置突发危机治理关口，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提高基层干部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构建共建共享、群防群控的常态化危机预防体系以及应急协调转换机制。在预防、处置以及善后的全流程各环节，推动人员广泛动员、及时响应，资源快速整合、高效配置，提高治理效能、降低治理成本。探索将应急状态下一些好的经验做法，进一步转化为常态化的治理实践。经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治理大考之后，仍须进一步在破解社会治理力量下沉、自治力量的激活与联结、“平站结合”的模式方面转换、智能化治理应用以及分级分类的精准治理策略等方面深入探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标准化治理等方式形成治理长效且有效，让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