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

　　【文化评析·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③】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西风东渐”开拓了我们的文艺视野，深化了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随着中国文艺的不断发展，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一味地追随西方文艺和批评的话语体系，中国文艺就不可能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而且，这些建构于西方文艺创作基础上的文艺批评和理论，面对日益丰富和发展的中国现实，越来越失去批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于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本土文化资源，成为当下非常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感知了欧美文化的性质和价值观，对世界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有了新的认知，因此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认识和了解。这时，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本土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是一种对他人、对自己都了然于心的文化自觉。在此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加明确中华本土文化传统的文化身份，以及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近年来中国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证实了这一点，广大作家纷纷向本土文化汲取资源，创作了大量丰富、生动的作品，不仅深刻揭示了传统文化资源经过现代阐释仍然可以有效传承，同时也表明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相互融汇，使中国文化无可避免地具有可以通约的世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一直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一个极其活跃和富有活力的领域，比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罗宗强的《明代文学思想史》、陈伯海的《中国诗学之现代观》、汪涌豪的《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蒋寅的《清代诗学史》、周裕锴的《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邬国平的《中国文学批评自由释义传统研究》、张健的《知识与抒情》、宋烨的《诗与识：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统一论》、廖可斌的《明代文学思潮史》、吕双伟的《清代骈文理论研究》、张伯伟的《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吴承学的《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慈波的《文话流变研究》、彭玉平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蔡德龙的《清代文话叙录》、谭新红的《清词话考述》等。但是，由于学科壁垒，除了古代文论专业的学者外，文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学科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古代文论的学者并不是故步自封，不是“在故纸堆里讨生活”，当然从事的更不是“博物馆的学问”。他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再阐释，隐含着世界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当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有着世界的眼光和今天的视野。这个“古代文论”，同时也是“现代”的，因此无可避免也是“当代”的。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一直是当代文艺批评家和研究者普遍关心和焦虑的问题之一，文艺批评和研究的理论支撑与依据从哪里获得，也是近些年来当代文艺研究探寻之所在。这时，很多朋友希望回过头来，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艺中寻找本土资源，通过对本土资源整体的提炼，进行“现代阐释”，然后应用于当代文艺批评和研究。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实现文艺理论突围，在吸纳世界优秀文艺理论的同时，更关注本土的文艺理论传统。通过文艺各个领域的共同努力，构建符合中国文艺经验和实践的批评话语体系，在解决我们文艺理论困扰的同时，也能够同西方文艺批评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在内的中国学术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学术元话语不断诠释的历史，或者是中国学术元话语的阐述史。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克罗齐意义上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也是叙事的一种。历史只有在当代发生回响，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个回响，就是当代人对历史进行的新诠释。古代文论同理，我们如果有能力对其进行“现代”的诠释，那么它应用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

　　另一方面，面对丰富驳杂的传统文化，要弘扬的究竟是什么？就这个问题，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说提出了一条思路。他认为，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其实就是一个追求文化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艰巨复杂、充满挑战，只有在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和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相互贯通，最终实现和平共处、各取所长、携手发展。对于中国新文艺来说，从诞生的那天起，它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就是并存的。今天，在这个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就是现实的、充满可能性的。

　　（作者：孟繁华，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